孔伋

　　述圣子思

　　孔伋，字子思；是孔鲤之子、孔子之孙，战国时代鲁国人。孔伋享年八十二岁（《史记．孔子世家》作六十二岁，后人考证认为有误），但生卒年不甚详明：孔鲤五十岁便早逝（B.C.483），但是，在此六十八年后（B.C.415）才即位的鲁缪公，执政时与孔伋互动频繁，所以孔伋应该是生于孔鲤的暮年，而卒于鲁穆公朝中；一般将孔伋的生存年代，定在周敬王三十七年（B.C.483）到周威烈王二十四年（B.C.402）之间。

　　宋代，徽宗封孔伋为“沂水侯”。元代，文宗封“沂国述圣公”。明代，世宗封“述圣公”；后人因此称孔伋为“述圣”，与“复圣”颜回、“宗圣”曾参、“亚圣”孟轲并称。

　　孔伋受学于曾参。战国时代的学者，多有四处游历的经验，孔伋也是如此。根据文献中的片段资料，孔伋曾经到过宋国，又在卫国出仕，晚年回到鲁国。孔伋在当时相当受到敬重，根据《孟子》的记载，鲁缪公相当礼遇孔伋，经常向孔伋请益；此外，费惠公（季孙氏之后）也将孔伋视为自己的老师。

　　汉代的时候还存有《子思子》，书中共有二十三篇作品，但是这本书在南宋以后就亡佚了，如今已不得其详。《史记．孔子世家》说：“子思作〈中庸〉”；《隋书．音乐志》则说：《礼记》中的〈中庸〉、〈表记〉、〈坊记〉皆取自《子思子》；而近年新出文献中的〈五行〉等篇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孔伋的作品，或至少是记述孔伋的思想。目前较可肯定〈中庸〉及〈五行〉出自孔伋，至于其他，则仍然在讨论、辨析之中。

　　孔伋传学的实际情况，目前已经不甚清楚，但是从文献资料推测，他的门下应该有不少学生，孟子就是孔伋的再传弟子之一。

　　从〈中庸〉及〈五行〉看来，孔伋的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：

　　一、“五行”、“率性”、“慎独”

　　《荀子．非十二子》说孔伋创“五行”之说，这“五行”并非后人习称的阴阳五行，而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”五种德行。郭店楚简〈五行〉篇认为，良好的行为必须是发自内心，才能算是真正的“德行”，否则就跟平常的举止行动没有两样。例如在公交车上让座，就要出自心中的仁爱礼让之意，才能算是德行。

　　这种注重内在道德的思维，是孔伋之学思考的中心。〈中庸〉说：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又说：“率性之谓道”，认为人们已经拥有天生自然的良好秉性，将这良好的本性发扬出来，就是正确的做法。这里的“率性”，不仅没有今日所说“任意妄为”的意思，反而需要格外谨慎，以免一念之差，违背、伤害了自己善良的天性；尤其人往往会因为觉得“没有人知道”、“没有人看到”，就做出恶行，所以〈中庸〉又特别强调“慎独”，认为君子应该时时注意自己的内在德性，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，也不该有恶行恶念。

　　二、“致中和”、“至诚”、“参天地”

　　从“率性”、“慎独”，可以知道孔伋相当注重修养内心的道德，所以〈中庸〉希望人能够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、喜怒哀乐都不会超过节度，也就是所谓“致中和”。此外，“率性”的最高境界，就是“至诚”。〈中庸〉认为，一个人能够达到“至诚”的境界，就表示他能完全推展上天给予的美好德性，不间断、也不虚假，真诚将他内在的德性表露出来。对孔伋来说，人之所以要达到“中和”或“至诚”的境界，不只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道德，还有更高的理想和任务：天人合一。〈中庸〉说：达到中和的时候，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、化育生长；又说：只有至诚能够真正推展自己的天性，进而能够帮助其他人、甚至世间万物推展天性，参与天地之道。人既然从天那里得到善的本性，所以人的工作，就是推展自己天生的善性，反回来帮助万物，得之于天地、也施之于天地。

　　除了以上所述以外，孔伋在从政的时候，坚定地秉持儒家“以道事君”的理念，往往坚守道义而不在意是否会因此触怒国君，也是他思想言行中表现很鲜明的一点。

　　孔伋在儒学发展史的地位相当重要。一方面是，孔伋之学上承曾参等前辈儒者，下启后学孟子，在儒学的传承上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例如“为王者师”的勇气，便承继曾参、卜商，而且屡屡受到孟子称述；重视内在德性的思考，更是承上启下，成为儒家思想重要的一脉，近人甚至将孔伋之学称为“思孟学派”；此外，〈中庸〉对于道德心性修养，以及天、人关系的讨论，不仅深入精微，更开启了孟子，乃至宋明儒者的讨论。朱熹甚至将〈中庸〉从《礼记》中独立出来，成为“四书”之一，至今受到学子诵读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〈中庸〉所提及的许多观念，其实早就已经融化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。例如“君子慎独”一语，不仅莘莘学子耳熟能详，平常说“不欺暗室”、“天知、地知”等等，都是这一思想的展现；又如“行远必自迩，登高必自卑”、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”、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等等修养品行学问的金玉良言，也都可以在〈中庸〉里找到；至于协助天地化育万物、天人合一的观念，不仅使儒家学者具有关怀天下苍生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操，在追求永续发展、与自然共处的今日，也具有相当高的意义与价值。